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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爱玲经典散文节选篇一
二次大战上海沦陷后天天有小贩叫卖：“马……草炉饼！”吴语“买”“卖”同音“马”，“炒”音“草”，所以先当是“炒炉饼”，再也没想到有专烧茅草的火炉。卖饼的歌喉嘹亮，“马”字拖得极长，下一个字拔高，末了“炉饼”二字清脆迸跳，然后突然噎住。是一个年轻健壮的声音，与卖臭豆腐干的苍老沙哑的喉咙遥遥相对，都是好嗓子。卖馄饨的就一声不出，只敲梆子。馄饨是消夜，晚上才有，臭豆腐干也要黄昏才出现，白天就是他一个人的天下。也许因为他的主顾不是沿街住户，而是路过的人力车三轮车夫，拉塌车的，骑脚踏车送货的，以及各种小贩，白天最多。可以拿在手里走着吃——最便当的便当。
战时汽车稀少，车声市声比较安静。在高楼上遥遥听到这漫长的呼声，我和姑姑都说过不止一次：“这炒炉饼不知道是什么样子。”“现在好些人都吃。”有一次我姑姑幽幽地说，若有所思。
我也只“哦”了一声。印象中似乎不像大饼油条是平民化食品，这是贫民化了。我姑姑大概也是这样想。
有一天我们房客的女佣买了一块，一角蛋糕似地搁在厨房桌上的花漆桌布上。一尺阔的大圆烙饼上切下来的，不过不是薄饼，有一寸多高，上面也许略洒了点芝麻。显然不是炒年糕一样在锅里炒的，不会是“炒炉饼”。再也想不出是个什么字，除非是“燥”？其实“燥炉”根本不通，火炉还有不干燥的？《八千岁》里的草炉饼是贴在炉子上烤的。这么厚的大饼绝对无法“贴烧饼”。《八千岁》的背景似是共党来之前的苏北一带。那里的草炉饼大概是原来的形式，较小而薄。江南的草炉饼疑是近代的新发展，因为太像中国本来没有的大蛋糕。
战后就绝迹了。似乎战时的苦日子一过去，就没人吃了。
我在街上碰见过一次，擦身而过，小贩臂上挽着的篮子里盖着布，掀开一角露出烙痕斑斑点点的大饼，饼面微黄，也许一叠有两三只。白布洗成了匀净的深灰色，看着有点恶心。匆匆一瞥，我只顾忙着看那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的食品，没注意拎篮子的人，仿佛是个苍黑瘦瘠中年以上的男子。我也没想到与那年轻的歌声太不相称，还是太瘦了显老。
上海五方杂处，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反而少见。叫卖吃食的倒都是纯粹本地口音。有些土著出人意表地肤色全国最黑，至少在汉族内。而且黑中泛灰，与一般的紫膛色不同，倒比较像南太平洋关岛等小岛(micronesian)与澳洲原住民的炭灰皮色。我从前进的中学，舍监是青浦人——青浦的名称与黄浦对立，想来都在黄浦江边——生得黑里俏，女生背后给她取的绰号就叫阿灰。她这同乡大概长年户外工作，又更晒黑了。
沿街都是半旧水泥弄堂房子的背面，窗户为了防贼，位置特高，窗外装凸出的细瘦黑铁栅。街边的洋梧桐，淡褐色疤斑的笔直的白圆筒树身映在人行道的细麻点水泥大方砖上，在耀眼的烈日下完全消失了。眼下遍地白茫茫晒褪了色，白纸上忽然来了这么个“墨半浓”的鬼影子，微驼的瘦长条子，似乎本来是圆脸，黑得看不清面目，乍见吓人一跳。
就这么一只篮子，怎么够卖，一天叫到晚？难道就做一篮子饼，小本生意小到这样，真是袖珍本了。还是瘦弱得只拿得动一只篮子，卖完了再回去拿？那总是住得近。这里全是住宅区，紧接着通衢大道，也没有棚户。其实地段好，而由他一个人独占，想必也要走门路，警察方面塞点钱。不像是个乡下人为了现在乡下有日本兵与和平军，无法存活才上城来，一天卖一篮子饼，聊胜于无的营生。
这些我都是此刻写到这里才想起来的，当时只觉得有点骇然。也只那么一刹那，此后听见“马……草炉饼”的呼声，还是单纯地甜润悦耳，完全忘了那黑瘦得异样的人。至少就我而言，这是那时代的“上海之音”，周璇、姚莉的流行歌只是邻家无线电的噪音，背景音乐，不是主题歌。我姑姑有一天终于买了一块，下班回来往厨房桌上一撩，有点不耐烦地半恼半笑地咕噜了一声：“哪，炒炉饼。”
报纸托着一角大饼，我笑着撕下一小块吃了，干敷敷地吃不出什么来。也不知道我姑姑吃了没有，还是给了房客的女佣了。
张爱玲经典散文节选篇二
我不大喜欢音乐。
不知为什么，颜色与气味常常使我快乐，而一切的音乐都是悲哀的。
即使所谓"轻性音乐"，那跳跃也像是浮面上的，有点假。
譬如说颜色：夏天房里下着帘子，龙须草席上堆着一叠旧睡衣，摺得很齐整，翠蓝青布衫，青绸裤，那翠蓝与青在一起有一种森森细细的美，并不一定使人发生什么联想，只是在房间的薄暗里挖空了一块，悄没声地留出这块地方来给喜悦。
我坐在一边，无心中看到了，也高兴了好一会。
还有一次，沿室里的灯新加了防空罩，青黑的灯光照在浴缸面盆上，一切都冷冷地，白里发青发黑，镀上一层新的润滑，而且变得简单了，从门外望进去，完全像一张现代派的图画，有一种新的立体。
我觉得是绝对不能够走进去的，然而真的走进去了，仿佛做到了不可能的事，高兴而又害怕，触了电似地微微发麻，马上就得出来。
总之，颜色这样东西，只有没颜落色的时候是凄惨的；但凡让人注意到，总是可喜的，使这世界显得更真实。
气味也是这样的。
别人不喜欢的有许多气味我都喜欢，雾的轻微的霉气，雨打湿的灰尘，葱蒜，廉价的香水。
像汽油，有人闻见了要头昏，我却特意要坐在汽车夫旁边，或是走到汽车后面，等它开动的时候"布布布"放气。
每年用汽油擦洗衣服，满房都是那清刚明亮的气息；我母亲从来不要我帮忙，因为我故意把手脚放慢了，尽着汽油大量蒸发。
牛奶烧糊了，火柴烧黑了，那焦香我闻见了就觉得饿。
油漆的气味，因为簇崭新，所以是积极奋发的，仿佛在新房子里过新年，清冷，干净，兴旺。
火腿咸肉花生油搁得日子久，变了味，有一种"油哈"气，那个我也喜欢，使油更油得厉害，烂熟，丰盈，如同古时候的"米烂陈仓"。
香港打仗的时候我们吃的菜都是椰子油烧的，有强烈的肥皂味，起初吃不惯要呕，后来发现肥皂也有一种寒香。
战争期间没有牙膏，用洗衣服的粗肥皂擦牙齿我也不介意。
气味总是暂时，偶尔的；长久嗅着，即使可能，也受不了。
所以气味到底是小趣味。
而颜色，有了个颜色就有在那里了，使人安心。
颜色和气味的愉快性也许和这有关系。
不像音乐，音乐永远是离开了它自己到别处去的，到哪里，似乎谁都不能确定，而且才到就已经过去了，跟着又是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。
我最怕的是凡哑林，水一般地流着，将人生紧紧把握贴恋着的一切东西都流了去了。
胡琴就好得多，虽然也苍凉，到临了总像着北方人的"话又说回来了，远兜远转，依然回到人间。"
凡哑林上拉出的永远是"绝调"，回肠九转，太显明地赚人眼泪，是乐器中的悲旦。
我认为戏里只能有正旦贴旦小旦之分而不应当有"悲旦"，"风骚泼旦"，"言论老生"。
（民国初年的文明戏里有专门发表政治性演说的"言论老生。"
凡哑林与钢琴合奏，或是三四人的小乐队，以钢琴与凡哑林为主，我也讨厌，零零落落，历碌不安，很难打成一片，结果就像中国人合作的画，画一个美人，由另一个人补上花卉，又一个人补上背景的亭台楼阁，往往没有情调可言。
大规模的交响乐自然又不同，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，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，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，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；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，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，感到模糊的恐怖。
然而交响乐，因为编起来太复杂，作曲者必须经过艰苦的训练，以后往往就沉溺于训练之中，不能自拔。
所以交响乐常有这个毛病：格律的成份过多。
为什么隔一阵子就要来这么一套？乐队突然紧张起来，埋头咬牙，进入决战最后阶段，一鼓作气，再鼓三鼓，立志要把全场听众扫数肃清铲除消灭，而观众只是默默抵抗着，都是上等人，有高级的音乐修养，在无数的音乐会里坐过的；根据以往的经验，他们知道这音乐是会完的。
我是中国人，喜欢喧哗吵闹，中国的锣鼓是不问情由，劈头劈脑打下来的，再吵些我也能够忍受，但是交响乐的攻势是慢慢来的，需要不少的时间把大喇叭钢琴小喇叭凡哑林一一安排布置，四下里埋伏起来，此起彼应，这样有计划的阴谋我害怕。
我第一次和音乐接触，是八，九岁时候，母亲和姑姑刚回中国来，姑姑每天练习钢琴，伸出很小的手，手腕紧匝着绒线衫的窄袖子，大红绒线里绞着细银丝。
琴上的玻璃瓶里常常有花开着。
琴弹出来的，另有一个世界，可是并不是另一个世界，不过是墙上是挂着一面大镜子，使这房间看上去更大一点，然而还是同样的斯文雅致的，装着热水汀的一个房间。
有时候我母亲也立在姑姑背后，手按在她肩上，"拉拉拉拉"吊嗓子。
我母亲学唱，纯粹因为肺弱，医生告诉她唱歌于肺有益。
无论什么调子，由她唱出来都有点像吟诗，（她常常用拖长了的湖南腔背诵唐诗。）而且她的发音一来就比钢琴低半个音阶，但是她总是抱歉地笑起来，有许多娇媚的解释。
她的衣服是秋天的落叶的淡赭，肩上垂着淡赭的花球，永远有飘堕的姿势。
我总站在旁边听，其实我喜欢的并不是钢琴而是那种空气。
我非常感动地说"真羡慕呀！我要弹得这么好就好了！"于是大人们以为我是罕有的懂得音乐的小孩，不能埋没了我的天才，立即送我去学琴。
母亲说："既然是一生一世的事，第一要知道怎样爱惜你的琴。
"琴键一个个雪白，没洗过手不能碰。”
每天用一块鹦歌绿绒布亲自揩去上面的灰尘。
我被带到音乐会里，预先我母亲再三告诫："绝对不可以出声说话，不要让人家骂中国人不守秩序。"
果然我始终沉默着，坐在位子上动也不动，也没有睡着。
休息十分钟的时候，母亲和姑姑窃窃议论一下红头发的女人："红头发真是使人为难的事呀！穿衣服很受限制了，一切的红色黄色都犯了冲，只有绿，红头发穿绿，那的确……"在那灯光黄暗的广厅里，我找来找去看不见那红头发的人，后来在汽车上一路想着，头发难道真有大红的么？很为困惑。
以后我从来没有自动地去听过音乐会，就连在夏夜的公园里，远远坐着不买票，享受露天音乐厅的交响乐，我都不肯。
教我琴的先生是俄国女人，宽大的面颊上生着茸茸的金汗毛，时常夸奖我，容易激动的蓝色大眼睛里充满了眼泪，抱着我的头吻我。
我客气地微笑着，记着她吻在什么地方，隔了一会才用手绢子去擦擦。
到她家去总是我那老女佣领着我，我还不会说英文，不知怎样地和她话说得很多，连老女佣也常常参加谈话。
有一个星期尾她到高桥游泳了回来，骄傲快乐地把衣领解开给我们看，粉红的背上晒塌了皮，虽然已经隔了一天，还有兴兴轰轰的汗味太阳味。
客室的墙壁上挂满了暗沉沉的棕色旧地毯，安着绿漆纱门，每次出进都是她丈夫极有礼貌地替我们开门，我很矜持地，从来不向他看，因此几年来始终不知道他长得是什么样子，似乎是不见天日的阴白的脸，他太太教琴养家，他不做什么事。
后来我进了学校，学校里的琴先生时常生气，把琴谱往地上一掼，一掌打在手背上，把我的手横扫到钢琴盖上去，砸得骨节震痛。
越打我越偷懒，对于钢琴完全失去了兴趣，应当练琴的`时候坐在琴背后的地板上看小说。
琴先生结婚之后脾气好了许多。
她搽的粉不是浮在脸上——离着脸总有一寸远。
松松的包着一层粉，她竟向我笑了，说："早！"但是我还是害怕，每次上课之前立在琴间门口等着铃响，总是浑身发抖，想到浴室里去一趟。
因为已经下了几年的工夫，仿佛投资开店，拿不出来了，弃之可惜，所以一直学了下去，然而后来到底不得不停止了。
可是一方面继续在学校里住读，常常要走过那座音乐馆，许多小房间。
许多人叮叮咚咚弹琴，纷纷的琴字有摇落、寥落的感觉，仿佛是黎明，下着雨，天永远亮不起来了，空空的雨点打在洋铁棚上，空得人心里难受。
弹琴的偶尔踩动下面的踏板，琴字连在一起和成一片，也不过是大风把雨吹成了烟，风过处，又是滴滴搭搭稀稀朗朗的了。
弹着琴，又像在几十层楼的大厦里，急急走上仆人苦力推销员所用的后楼梯，灰色水泥楼梯，黑铁栏干，两旁夹着灰色水泥墙壁，转角处堆着红洋铁桶与冬天的没有气味的灰寒的垃圾。
一路走上去，没遇见一个人；在那阴风惨惨的高房子里，只是往上走。
后来离钢琴的苦难渐渐远了，也还听了一些交响乐，（大都是留声机上的，因为比较短）总嫌里面慷慨激昂的演说腔太重。
倒是比较喜欢十八世纪的宫廷音乐，那些精致的minuet，尖手尖脚怕碰坏了什么似的——的确那时候的欧洲人迷上了中国的磁器，连房间家具都用磁器来做，白地描金，非常细巧的椅子。
我最喜欢的古典音乐家不是浪漫派的贝多芬或萧邦，却是较早的巴赫，巴赫的曲子并没有宫样的纤巧，没有庙堂气也没有英雄气，那里面的世界是笨重的，却又得心应手；小木屋里，墙上的挂钟滴搭摇摆；从木碗里喝羊奶；女人牵着裙子请安；绿草原上有思想着的牛羊与没有思想的白云彩；沉甸甸的喜悦大声敲动像金色的结婚的钟。
如同勃郎宁的诗里所说的："上帝在他的天庭里，世间一切都好了。"
歌剧这样东西是贵重的，也止于贵重。
歌剧的故事大都很幼稚，譬如像妒忌这样的原始的感情，在歌剧里也就是最简单的妒忌，一方面却用最复杂最文明的音乐把它放大一千倍来奢侈地表现着，因为不调和，更显得吃力。"大"不一定是伟大。
而且那样的隆重的热情，那样的捶胸脯打手势的英雄，也讨厌。#p#分页标题#e#
可是也有它伟大的时候——歌者的金嗓子在高压的音乐下从容上升，各种各样的乐器一个个惴惴慑伏了；人在人生的风浪里突然站直了身子，原来他是很高很高的，眼色与歌声便在星群里也放光。
不看他站起来，不知道他平常是在地上爬的。
外国的通俗音乐，我最不喜欢半新旧的，例如"一百零一只最好的歌"，带有十九世纪会客室的气息，黯淡，温雅，透不过气来——大约因为那时候时行束腰，而且大家都吃得太多，所以有一种饱闷的感觉。
那里的悲哀不是悲哀而是惨沮不舒。
《在黄昏》支情歌："在黄昏，想起我的时候，不要记恨，亲爱的……"
听口气是端方的女人，多年前拒绝了男人，为了他的好，也为了她的好。
以为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她一个人住着，一个人老了。
虽然到现在还是理直气壮，同时却又抱歉着。
这原是温柔可爱的，只是当中隔了多少年的慢慢的死与腐烂，使我们对于她那些过了时的逻辑起了反感。
苏格兰的民歌就没有那些逻辑，例如《罗门湖》，这支古老的歌前两年曾经被美国流行乐队拿去爵士化了，大红过一阵："你走高的路罢，我走低的路……
我与我真心爱的永远不会再相逢，在罗门湖美丽，美丽的湖边。
可以想象多山多雾的苏格兰，遍山坡的heather，长长地像蓬蒿，淡紫的小花浮在上面像一层紫色的雾。
空气清扬寒冷。
那种干净，只有我们的《诗经》里有。
一般的爵士乐，听多了使人觉得昏昏沉沉，像是起来得太晚了，太阳黄黄的，也不知是什么时候，没有气力，也没有胃口，没头没脑。
那显着的摇摆的节拍，像给人捶腿似的，却是非常舒服的。
我最喜欢的一支歌是《本埠新闻里的姑娘》，在中国不甚流行，大约因为立意新颖了一点，没有通常的"六月"，"月亮"，"蓝天"，"你"——"
因为我想她，
想那本埠新闻里的姑娘
想那粉红纸张的
本埠新闻里的
年轻美丽的黑头发女人。
"完全是大城市的小市民。
南美洲的曲子，如火如荼，是烂漫的春天的吵嚷。
夏威夷音乐很单调，永远是"吉他"的琮琤。
仿佛在夏末秋初，席子要收起来，挂在竹竿上晒着，花格子的台湾席，黄草席，风卷起的边缘上有一条金黄的日色。
人坐在地下，把草帽合在脸上打瞌睡。
不是一个人——靠在肩上的爱人的鼻息咻咻地像理发店的吹风。
极单纯的沉湎，如果不是非常非常爱着的话，恐怕要嫌烦，因为耗费时间的感觉太分明，使人发急。
头上是不知道倦怠的深蓝的天，上下几千年的风吹日照，而人生是不久长的，以此为永生的一切所激恼了。
中国的通俗音乐里，大鼓书我嫌它太像赌气，名手一口气贯串奇长的句子，脸不红，筋不爆，听众就专门要看他的脸红不红，筋爆不爆。
《大西厢》费了大气力描写莺莺的思春，总觉得是京油子的耍贫嘴。
弹词我只听见过一次，一个瘦长脸的年轻人唱《描金凤》，每隔两句，句尾就加上极其肯定的"嗯，嗯，嗯"，每"嗯"一下，把头摇一摇，像是咬着人的肉不放似的。
对于有些听众这大约是软性刺激。
比较还是申曲最为老实恳切。
申曲里表现"急急忙忙向前奔"，有一种特殊的音乐，的确像是慌慌张张，脚不点地，耳际风生。
最奇怪的是，表现死亡，也用类似的调子，气氛却不同了。
唱的是："三魂渺渺，三魂渺渺，七魄悠悠，七魄悠悠；阎王叫人三更死，并不留人，并不留人到五更！"忒愣楞急雨式的，平平的，重复又重复，仓皇，嘈杂，仿佛大事临头，旁边的人都很紧张，自己反倒不知道心里有什么感觉——那样的小户人家的死，至死也还是有人间味的。
中国的流行歌曲，从前因为大家有"小妹妹"狂，歌星都把喉咙逼得尖而扁，无线电扩音机里的《桃花江》听上去只是"价啊价，叽价价叽家啊价……"外国人常常骇异地问中国女人的声音怎么是这样的。
现在好多了，然而中国的流行歌到底还是没有底子，仿佛是决定了新时代应当有的新的歌，硬给凑了出来的。
所以听到一两个悦耳的调子像《蔷薇处处开》，我就忍不住要疑心是从西洋或日本抄了来的。
有一天深夜，远处飘来跳舞厅的音乐，女人尖细的喉咙唱着："蔷薇蔷薇处处开！"偌大的上海，没有几家人家点着灯，更显得夜的空旷。
我房间里倒还没熄灯，一长排窗户，拉上了暗蓝的旧丝绒帘子，像文艺滥调里的"沉沉夜幕。
"丝绒败了色的边缘被灯光喷上了灰扑扑的淡金色，帘子在大风里蓬飘，街上急急驶过一辆奇异的车，不知是不是捉强盗，"哗！哗！"锐叫，像轮船的汽笛，凄长地，"哗！哗！……哗！哗！"大海就在窗外，海船上的别离，命运性的决裂，冷到人心里去。
"哗！哗！"渐渐远了。
在这样凶残的，大而破的夜晚，给它到处开起蔷薇花来，是不能想象的事，然而这女人还是细声细气很乐观地说是开着的。
即使不过是绸绢的蔷薇，缀在帐顶，灯罩，帽沿，袖口，鞋尖，阳伞上，那幼小的圆满也有它的可爱可亲。
张爱玲经典散文节选篇三
家中有套《现代经典作家诗文全编书系》，其中有本《张爱玲散文全编》，十几年了，一直躺在书柜里，从未翻过。近日，想补充点散文素养，所以，认真地拜读了一番。
对张爱玲我是非常陌生的，因为小时候，物质贫乏书也贫乏，除了教科书、小人书和毛选外，没有什么课外书，读高中时虽然进到了80年代，但对她那个年代的女作家，也就知道冰心、丁玲和萧红，根本没听说过她的名字。知道有张爱玲的存在，好像也就在这十几年的事情，因为看了一篇报道，说上海的小资言必张爱玲；电影《色。戒》曾经轰动一时，张曼玉穿的旗袍，也成了那年最风靡的时装，才知道了她是作者，不过，到现在为止，我也未看过该部电影；还在一些娱乐八卦里，片断地了解了一些她的恋爱婚姻事，知道的仅此而已！
真正接触张爱玲的作品，这还真是第一次。透过散文，初识张爱玲，钦佩之情油然而生，直让我五体投地！
钦佩她的才华，不仅仅是因为她成名早，三岁能背唐诗宋词，七岁写了第一部小说，而且她还是一位学贯中西的人，不大喜欢音乐，但弹得一手好钢琴；擅长画画，曾经将女像速写作为散文集的插画；谈到跳舞，可以从外国谈到到中国，从古代谈到近代，从原始谈到文明，从交谊舞谈到舞台剧；论起宗教，上等人和下等人信教的共同观念，读书人和愚民的不同之点，道教的天堂、佛教的地狱、孔教的制裁以及天主教、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，均能深入浅出；她还是一位有造诣的红学家，对《红楼梦》是情有独钟，研究颇深！
钦佩她的真实，不像其他知识分子那样视金钱如粪土，她不回避对金钱的需要，也不回避对金钱的斤斤计较，更不回避金钱在人与人之间交往中的存在。她说起和好友莫梦逛街，吃食是aa制的，送莫回家的车钱应该由莫来承担；谈起和苏青的关系“至于私交，如果说她同我不过是业务上的关系，她敷衍我，为了拉稿子，我敷衍她，为了要稿费，那也许是较近事实的，可是我总觉得，也不能说一点感情也没有”，很是客观而现实。坦承自己喜欢上海人，还不忘加上一句“我喜欢上海人喜欢我的书”，毕竟她是一位以文字为生的文人。
钦佩她的坦白，她不掩盖自己的内心，她承认自己缺少济世的大胸怀，“将来的平安，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，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”；虽然生活在炮火连天的时代，但是她的作品里没有战争，也没有革命，只是写些男女之间的小事情，“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，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，也更放恣的。和恋爱的放恣相比，战争是被驱使的，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”；而自己不过是凡事先考虑自己的小女人而已：“人生的所有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”。这些话语在左派当道的情况下，她肯定是不得志的，我想，这也是她当年选择离开她深爱的上海，飘洋过海移居海外的原因之一吧。
钦佩她的女人味，不仅是琴棋书画样样会的才女，亦是喜欢时装逛街冰激凌的时尚达人，更钦佩她身为女人对女人深刻的认识，“完美的女人比完美的男人更完美，同时，一个坏女人比一个坏男人坏的更彻底”；还有她的这个观点确实也是与众不同，“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，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，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。这也毋庸讳言——有美的身体，以身体悦人；有美的思想，以思想悦人，其实也没有多大分别”；对“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，念得是男人，怨的是男人，永远永远”的现象，有时她又感到很悲怆！
钦佩她的经典，在娓娓道来的字里行间，却举重若轻，有时，似乎不经意地点出，皆成妙语。18岁时能有“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，爬满了虱子”的感叹，令人深思；关于个人与时代也有她专属的比喻：“个人即使等得及，时代是仓促的”、“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。我们坐在车上，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，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”；评价“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。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，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，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”，对照当今的社会，今日的国人不正是当年的上海人吗？就更折服她对人性认识的精辟与独到！
一本散文集就让我如此倾倒，难怪她直到现在还拥有那么多的粉丝。
相见恨晚！